■ 社论
袁厉害、李利娟们从被赞誉到被质疑的背后，个体灰色收养的风险应被正视，还应用制度保障去消弭。
因“21年来耗资数百万收养118名遗孤”的事迹饮誉极广，被誉为“爱心妈妈”的河北武安“农民”李利娟，日前被推上风口浪尖。
据多家媒体报道，引发外界关注的李利娟“爱心村”3年未年检遭关闭事件，有了新进展。武安当地政府5月5日通报称，已依法取缔李利娟福利爱心村，所涉孤儿弃婴全部妥善安置。武安官方还披露，经过查证，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她名下账户有人民币2000余万元、美元20000余元，公安机关已查封，案情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李利娟被刑拘，其“爱心村”被取缔，让很多人为之惊诧：涉嫌多项罪名勾绘的“恶”跟收养上百名弃婴呈现的“善”之间，反差之大，可以说是“判若霄壤”。很难想象，这两个“李利娟”是同一个人。正因如此，许多人的脑洞又不甘清闲，脑补出很多种可能。
有时候，是非真假没那么简单，隔着棱镜或滤镜看人或许只能是“知人知面”。李利娟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现在还没法轻易下结论。
《新京报》去年2月份的报道《“痞子”妈妈和她的104个孩子》就讲到，在武安之外，人们赞誉她大爱无边，在武安，很大一部分人称她为“痞子”;很多村民称“这边的人没有说她好的”，称她抢人铁矿占人土地，有网帖也指控其恶行多端。这究竟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还是确有其事，有待考证，但无疑为观察其人其行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旁证。
李利娟面临的臧否处境很个案化，却也引人思考：“爱心妈妈”的人格脸谱能否是多面的？有道德瑕疵或法律污点者，是否适合收养大批孤儿？而最重要的公共启示就是，让孤儿得到更好的救助，需要制度保障和护航;那些孩子的命运，也不能全拴在个人品行这根“绳”上。
李利娟的风评转向，易让人想起袁厉害。袁厉害24年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也曾被称作“爱心妈妈”，但2013年初有媒体披露了袁厉害的“另一面”——将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分等级;自购或自建房20多套;为维持好人形象装穷等，引发舆论哗然。
从袁厉害到李利娟，其可能存在的形象反转，既点出了监督不到位下收养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直指救济与收养方面制度的缺位。
首先，这些“爱心妈妈”收养上百名孤儿，看起来像是在儿童福利机构缺位的背景下“替制度尽责”。这倒不是说要政府包办，而是说不能将公共责任转嫁。要将合理兜底和对民间收养的规范管理监督结合，避免“政府解决不了”、“民间解决不好”。也只有保障得力、监督到位，才能约束“借收养谋私利”，避免孤儿的境遇完全受制于个人德行。
其次，现实中有些真的“爱心妈妈”收养孤儿确系出于善心，那也要为这些人道主义救助行为提供合法化渠道，让其告别“非法而合理式的存在”。有专家就称，家庭寄养优于政府收养，可当下收养门槛偏高;对那些有精力也有心“集中收养”者该提供资金、培训，扶持她们建正规福利院，但这类引导鼓励社会化参与的举措也不足。
如今，武安官方已将“爱心村”孤儿统一安置，这是值得肯定的补救性兜底举措。但毫无疑问，袁厉害、李利娟们从被盛赞到被质疑的背后，显然该有更多“补牢”以防“亡羊”的措施。也只有尽早补上公共保障和收养制度仍存的漏洞，才能避免将孤儿置于个体灰色收养的不可测的风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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