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

三大自主招生联考的方案前不久公布,每个联考均只考两门,考试时间被安排在同一天,这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在上海,就有一些考生“吐槽”说,理科只考数学、物理两门,对于选化学和生物的学生不公平；三大联考放在同一天,也让学生很纠结。有家长呼吁,教育部门出台政策时应该听取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不能搞突然袭击。

我很赞成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同时也感慨,没有话语权,每个受教育者(及其家长)其实都是弱者。对自主招生联考政策有意见的沪上学生和家长,都是有上海户籍的人,他们相较于“占海特”们可以算作强者,但在不合理的制度面前,他们也几乎无能为力。

每个人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没有错,但是,大家要意识到,教育平权是惠及每个人的最终选择。在高考公平问题上,北京人和上海人出于现实利益,不愿意开放异地高考,可他们没有想到,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招生录取方式,极有可能将让自己的子孙也深受其害。比如,一个上海人到北京去工作、生活,孩子出生在北京,按照现在的政策,其子女在北京也不能参加高考,必须回上海高考。

要推进教育平权,就要建立将民意纳入教育决策的基本机制。在自主招生政策制定中,应该充分听取民意；同样,在开放异地高考问题上,也应该听取各方意见,对如何开放达成共识。只有建立这样的机制,大家的意见才会得到表达、尊重。不然,在某个议题中貌似强势的群体,在另一个议题中,就极有可能是弱势。

这不仅对受教育者群体如此,对教育者、办学者、教育管理者群体来说,也是如此。相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者群体更强势,可是,在评价、考核方面,教育者们也没有话语权,他们被行政力量支配；相对于教育者来说,办学者也先得强势,可是,对于行政部门,办学者的自主空间极为狭窄……这就是教育系统中各个层次的教育人,都不断抱怨,觉得自己很弱势的原因。

其实,只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将民意纳入决策程序,是不难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拿异地高考来说,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通过开放高考报名条件的方式,来推进异地高考,必然会引发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本地户籍人口会认为这是外来人员抢自己碗里的“蛋糕”,而如果推进高考改革,打破现在的高考录取框架,实行高校自主招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一方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建立多元的高考评价、选拔体系,我国教育将走出单一的应试模式困境,也让受教育者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全国重点大学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也会改变各地的高考利益格局。

从某种程度说,异地高考问题和当前自主招生联考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教育部门放权,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异地高考问题得到解决,而联考也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变异了。

不听取民意,只有政府部门拍脑袋决策,这必然带来三方面问题,一是政策制定极为随意,我国联考政策一年一个样,就是因这一决策机制所致,如果有必须听取民意,将民意纳入决策的机制,政策不可能变化这么快；二是政策只体现行政部门的意图,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意见被漠视,很多政策一出台就遭遇质疑；三是无法表达意见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群体陷入彼此“掐架”中。一项政策,总归会有得利者,也有不利者,于是得利的一方,和不利的一方,就打起口水战,而在热闹的口水战中,大家似乎忘了,这次的得利者,下次可能是受损者,造成受损的原因,不在于这次的得利者,而是作为决策者、处于强势的行政部门。

要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切实的维护,就必须赋予他们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当每个公民都有了这样的权利,才会减少不公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人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这些权利,不要对他人遭遇的不公幸灾乐祸,要知道,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不公转眼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