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进步体现在哪里 请你举例说明北京大学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共进...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 ,使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与文化救国的思潮在北大相汇合。北大通过蔡元培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 ,迅速出现崭新的面貌 ,而其最主要的则是形成科学民主的校格、健全奋斗的人格、开新向上的学格与个性自觉的群格 ,从而使北大在教育上、思想文化上处于第一提琴手的位置 ,进而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中 ,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心与主导者。在回顾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时 ,注意寻本溯源 ,探讨更为内在的联系 ,对于理解当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当更有意义。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10余年间，特别是蔡元培执掌教部以后的五六年间，固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能脱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以致在蔡元培接任前也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有所顾虑。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於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终南捷径也。”12 因此，学生在校不专心学问，而是汲汲於权欲名利，等待混到文凭了事。非常明显，如此学生，如此北大，怎能表率群伦，有所作为？假如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恐怕即使其后发生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也很难想像会有其后那种震撼世界的五四活报剧。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具有那麼高的威望，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而是蔡元培领导的革新和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结果。正是这两者的合力，才使在突然而至的巴黎和会消息面前，北京大学才有条件几陪大迹是水到渠成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对於北大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应并不是五四运动本身，13 而是那种使北大能够水到渠成地适应社会与历史需要的那些更深广的源头和更本质的精神。这种更深广的源头与更本质的精神，是由蔡元培校长为首的以北大精英集团为中心的全体师生经过历年的共同励行培育而开发形成的，它对北大以至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是更有深远的意义，是北大更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为了表明其形成的背景，简称为“五四”传统当然亦可。但是，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只能是特定，表现或发挥这种传统与精神本质的某些方面，而不可能是其全部。过去，往往以部分代整体，以特殊代一般，我认为是并不恰当的。

蔡元培的革新和他支持下的新文化运动，足为五四运动以及北大此后发展的更深广之源和更本质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这自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思考和探讨，但从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其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来看，此时北大确已形成新的素质，确已在学术上、思想文化上、社会活动上具备成为人们信仰中心的条件。这种条件，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 “高”与“大”、科学与民主的校格
蔡元培要把北大办成什麼样子？其理想目标是什麼？他所要确定的校格是什麼？简言之，我认为就是“高”与“大”两者。所谓“高”，是指学校在德、智、体、美而尤其是在学术上的水平；而所谓“大”，则是主要指各种人才和学术的包容性。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当时北大所追求的标准和校格，是它在中国和在世界所要追求确立的地位。

北大的前身，由於其是国立钦定的京师大学堂。论高，当然也可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蔡元培所求的北大之高，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主要在学术上的水平应该是高而且深的。他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的是要“抱定宗旨”，这就是“先知学校的性质”。他强调：“大学者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4 因此，它决不应是官、商的养成所，也决不是一般的只获得某种工作与养生技能的专科学校。蔡元培正是根据这个格和标准，去寻求相称的教师，去招收相称的学生，去规划学科的设计与建设、仿和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训练与培育，而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种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按他所考察和所熟悉的标准，首先就是比肩於柏林大学。

为了达此目的，他说：“我对於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北大之所以为大芦并的最根本条件和保证。蔡元培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15 蔡元培这种在学术上力求高深与在人才、学派充分自由发展、兼容并包的方针与实践，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原则在学校教育上的最切实的体现。蔡元培在整个学校管理上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不搞集中於一，大权独揽，这同样是浩然之大。离开真正的科学民主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高”与“大”，“科学”与“民主”，实际也就是北大的校格，这就是北大在五四时期崇高地位的根本源头。

（二）健全奋斗的人格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曾以一些人人格有亏而受訾议於当世。极为重视塑造北大新人格，是蔡元培革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点，简言之，则是健全与奋斗。所谓“健”，首先是抵制和清除封建遗毒和不良习气。所谓“全”，则是适应与满足现代人生知、情、意的需要。在此方面，蔡元培始终颇费心血。

在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在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端正人生趣向的同时，要求必须“砥砺德行”，要抵制清除种种卑俗、自侮有害的思想行为，首先是克服将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的目的。他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也就是让学生真正认清：“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6 他要求学生“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足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17 他认为：“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8 於是，他继而发起成立“进德会”。将“不嫖、不赌、不聚妾”三戒作为甲种会员；另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作为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作为丙种会员。蔡元培认为，这既可以“绳己”，又可以“谢人”，更可以“止谤”。19 这对於在社会上树立北大形象、挽回北大声誉是最关重要的。

从要求师生人格“健”的方面说，《进德会》已是很严的。但是，如果仅限於此，则不免有些偏枯与消极，既不可能为多数人所长远奉行，亦不能完全体现人生意义与现代社会对於人的需求。所以，蔡元培又极力倡导美育与其他多种高尚的文体活动与社会活动，以达到健与全的统一。

和蔡元培相比，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对於青年人格塑造就更偏重积极锐进方面。它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奋斗”。它要求青年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要“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0 它强调：青年们“立功立德，首当辨此。”否则，一切都是奴隶身上的点缀品。按照这一根本标准，它带领青年进行思想与文化批判，敢於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反抗强权。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21

（三）开新向上的学格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学术在空间状态的要求是“高”与“大”，而在时间状态上则要求“新”。他总是反复强调，“科学的研究”，“是本校的主旨。”对这个“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22 他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於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23 为了使北大在学术上“不断更新”，他激励人们在精神上确保上进。他曾说：“学生在学校内，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预备。”他要求学生学习法、美、英、德诸民族性之长，“养成”这种精神。24

北大师生在学术上的开新向上情况，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北大月刊》、《新潮》、《国民》等刊物上的成果不难得出结论。这就是北大学术品格的最光辉的表徵。也正如鲁迅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他甚至说：北大尽管为此遭受“许多暗算”、“谣言”的伤害，师生也“逐年地有些改换”，“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25 而蔡元培最反对的学术状态，就是“专己守残”。26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思想革命等，都是发端於北大。

（四）个性自觉的群格
救国需要合群；国家盛衰，有赖於群治——这是本世纪初一些探索者早就曾提出的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却尚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方法。

1901年，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只能受复专制，不能享自由。”他以所见的中华会馆为例，称其开会议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像这种团体，自是专制之一种变形。另一种则相反，不是“有力者”操纵一切，而是由一些“无赖少年”、“群起鼓噪”，以致一事无成，这又是一种“暴民专制” 27 的形式。有这两种情况，中国又哪里有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的群治？梁启超认为：“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但如何解决，他认为：“合群之德”，就是“以一身对於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28 简单化地以“绌身而就群”来解决国家之力的问题，当然也貌似有理，而且也有国家搞过，并曾收一时暴效。这自然是20世纪的法西斯。其实，清王朝的教育宗旨就是把“忠君”与“尚群”放在一起的。那种“群”究竟是一种什麼东西，当可想而知。

由蔡元培与《新青年》共同培育的北大群治观，这才把此种观念与实践都推进到一个新时代，而其核心，就是把这种群建立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与自觉、与重视人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习惯能力的培养训练，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北大一系列现代意义的团体，都是由於蔡元培倡导或支持才出现的。例如，《新青年》团体，是他刚上任就从上海请到北大的。其后，则各种社团（包括各种学会等）纷出。例如，1917年3月，成立讲演会、评议会；4月，成立俭学会；11月，创办学生银行；12月成立书法研究社、体育会、小说研究会、雄辩会、教授会。1918年1月，成立进德会；2月，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团、美学会；7月，成立新闻研究会、救国会；10月，成立卫生学会；12月，出版《每周评论》、成立《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筹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消费公社。1919年1月，成立教职工学余俱乐部；2月，成立健身会；3月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成立留美同学会；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不完全材料可知，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北大属於全校性的团体，（其中有的超出学校范围，但非全校性团体此处不列），究已呈现何种热烈的景像！这种景像，如果不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被唾弃、被批判、科学民主思潮的高涨，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而所有这些团体的出现，都不是以什麼先“绌己”为前提的。而是恰恰相反，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自觉为前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团体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对於新教育、新文化、培养新人才都曾有过不同的作用。

在北大的学生群体中，“五四”前成立的最有影响的是《国民》社、《新潮》社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它们的成立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对於《国民》杂志的创刊，蔡元培为之作序。他认为：按北大学生之“义务”是“在求学”，其天职应在“研究高深学问”，并不应该办这个刊物。但是，现又“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於普通国民之业务”，实在是“迫於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在当时，大多数国民对国事是“漠然”状态，而一部分“有力者”也即掌权统治者，则又“日以斫丧国家为务”，故在此时只能靠少数爱国家的学生起来奋斗。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出自於学生的个性自觉。蔡元培叮嘱他们，务必“副学生之人格”，即（一）正确；（二）纯洁；（三）博大。而在“博大”之中，蔡元培提出：要“积小群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准。”而大群利害的标准，既不是某个领袖个人的权威地位，也是不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与国家一致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理想。他说：“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29 因为，国家主义这种东西，正是刚刚失败的德意志所奉行的东西。

在蔡元培教育思想中，更著重的是培养学生的自觉、自立与自治，而不是简单的服从与纪律。“五四”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时时把压制管束学生放在首位，大叫要“整顿学风”。但即使如此，1920年开学，蔡元培仍特别“望大家励行自治”，“以身作则”、“各自检点”。“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等来管才好。”30 从根本上说，蔡元培是主张“大学独立的。”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的责任；不能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著重指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煞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政策是求近功的。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31

从北大看，此时期它的所有社团，都是在个人充分自觉的基础上结合的，是体现个性与群性的均衡发展的。这也正是北大社团群体的特殊可贵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此后在五四运动中能够经受严重风浪考验、担当大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大在形成了上述一些基本特点后，它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应该说，已是水到渠成了。

三、五四运动的中心与主导地位
蔡元培对於北大的革新以及其所支持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仅仅为了“五四运动”的需要，而是为中华的振兴发展立长久之基。但是，突发的五四事件，却确实展现了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成果。北大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简单地说，它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和主导者。北大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实践所证明的。在此，本文只能略述其若干主要之点。

（一） 五四前，北大已确立其在我国思想文化界与教育界第一提琴手的地位。
经几年努力，至“五四”前，北大已经成为我国真正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文化中心。这里不但有世无其匹的第一流的校长，而且有第一流的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与著名教授。在学生中，也出现一批精英人物。他们的成果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已对全国人民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与号召力。

（二） 五四前，在思想文化上和政治上，北大已进行了两场演习
1、击败林琴南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攻击
1919年3月，林琴南攻击北大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公言报》、《神州日报》也都大造谣言。这是封建守旧势力对於北大革新与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扑。蔡元培随即予以有力驳斥，32 全国知识界也予纷纷声援，终於使这次进攻灰飞烟灭，使新文化运动的声势大张，提高了社会对於北大的信任。

2、首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运动，已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进行了一次冲击
1918年5月，为反对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团李达、王希天、龚德柏等到北大与许德珩、邓中夏进行联络，由北大带头，发动组织了两千余名学生，向总统总理请愿。如此巨大规模的请愿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它进行的本身就是次年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此次请愿失败后，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继续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成立了“学生爱国团”，因爱国一词在当时被认为有民族狭隘性与落后性，才改为“学生救国团”。他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编辑出版《国民》刊物，明确提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他们又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天津、武汉、九江、南京、上海进行联络，学生界的活跃人物差不多已联成一气，甚至与孙中山、冯玉祥也有联系。1919年春北大成立了学生会，“学生救国团”一起加入，成为其中骨干力量。这实际上又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三）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始终处於中心的地位和起著主导的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学校或团体所无可代替的。在这里，仅约略举其要者。

1、 中国人民坚定立场的最早表达者
巴黎和会开幕不久，1919年2月5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在法科礼堂集会，当场举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合各校学生，致电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专使，“请他们坚持前议，不要让步。”33

2、运动的最早发动者
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於5月1、2日传出后，《国民》杂志社即已决定策划组织“五‧七”的示威游行。5月3日，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知道国务院已密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开会。蔡元培亲临讲话，谓：“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会议遂决定於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届时，北京高等师范，工专、医专、法专、农专、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学校也派代表参加，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学，会场气氛十分悲壮。邵飘萍报告形势后，学生们争相演说，形成一次誓师的动员会。决定於5月4日各校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随即分头连夜做准备。很显然，如果没有蔡元培和北大学生的如此迅速的激烈反应，至少5月4日的示威是不会发动起来的。

3、集会游行的组织指挥者和正义之声的传播者
三千余人的天安门前的集会与游行，由《新潮》社的傅斯年担任总指挥，会上宣读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沿途又散发了由《新潮》社的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万多份。《宣言》中说：“夫至於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於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讲演，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34 《通告》中说：“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35 这两个材料，实际是由北大带头发出表示全国人民意志的最强音。

4、全国性运动的发动者
为了使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北京学生联合会推选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传呼吁。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许德珩等在会上演说，会后成立了各马路联络会。6月6日，上海商、学、工、报四界召开联合大会，许德珩又在会上报告北京情况。此间工商界终於“一律罢市，与学界一起进行。”表示“誓不反顾“。

6月9日，在北大倡议下，在上海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6月16日，在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北京的学生代表11人，其中北大代表3人，即许德珩、黄日葵与段锡朋。其后，各地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无畏的牺牲精神的体现者
北大既为“戎首”，北京政府的镇压与迫害就以它为主要目标。而最为狠毒的，则是逼走校长蔡元培。北大师生不仅在“抗恶”、“去恶”上表示出坚强的意志，而且在挽蔡与“卫善”上也表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识破反动政府各种阴谋诡计，不怕反动政府的军警刺刀，枪炮、马队以至扬言要烧杀，不怕反动政府的训令，监狱、法庭，不怕拷打，饥饿和一切折磨，真正是做到为真正与正义“威武不能屈”。他们在反动派的镇压中，北大所受的痛苦与牺牲也最大。例如：

在5月4日所捕的32人中，北大的学生就有20个。

在6月3日的演讲中，学生被捕达一百七、八十人，而北大的学生则占百分之七、八十。

24岁的文预科学生郭钦光抱病参加游行，又被军警欧伤，吐血致死。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北大在全国各界支持下，终於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蔡元培领导的北大革新和《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成果，在五四运动中大放光辉，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经过五四洗礼的北大学生，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起著这样那样的不寻常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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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值此喜庆的节日，谨借校刊一角向各位师长、校友介绍一下我家三代人与母校的关系。
我的祖父许德珩曾经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一起发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并曾在北平师大任教。我把我所听到的他对这些事件的回忆介绍给大家。
1913年7月，祖父在家乡江西省九江府参加辛亥革命将领李烈钧发动的湖口起义，讨伐“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的袁世凯。湖口起义失败后，祖父流亡到上海，1913年冬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读书。1915年暑假，他考入北京大学。1918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缔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中国的领土和军事主权。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抗议签订这一协议，遭到日本当局的芦返镇压，全体留日学生愤然罢课回国。留日学生的行动激发了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的两千余名学生到新华门向总统请愿，反对签订这个协定。祖父等8名学生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在秘书答应将请愿书转呈总统之后，学生们就回学校了。请愿没有结果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旁观的市民都不知道学生们为什么集会。这次请愿的失败使一些激进的爱国学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不能坐视国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组织起来，发动民众，挽救国家的命运。于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学生爱国会的部分骨干分子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国民杂志社的主要成员有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君宇、陈宝锷、许德珩、周炳琳、段锡朋和北京高师学生熊梦飞、匡互生等。国民杂志社的同学们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奔走，不遗余力。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俄等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战胜了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中国参加了对德作战，是战胜国之一。
1919年1月，帝国主义集团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日本代表不顾中国的战胜国地位要求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侵占的一切权力。4月，帝国主义集团同意日本的要求，段祺瑞军阀政府为从日本政府获得军费镇压人民，指示中国代表屈从日本的要求。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中的北京学生被这一消息震惊了。他们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本质，更加看清了军阀政府打内战、欺压人民，出卖国家主权的本质，愤然走出校门、发动民众、保卫国土，与军阀政府作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5月4日上午做激，北京十余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负责巴黎和约的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集会上，宣读了国民杂志社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宣言》：“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来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准备向英美法意四国公使递交山东问题之意见书。因庚子条约规定中国人不得随意在使馆区通行，学生队伍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铁栅栏外两个多小时。最后由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狄福鼎四人代表全体学生向美国公使馆递交了《陈词》。而后，愤怒的学生向位于东城区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进发。学生们捣毁了曹宅并放火点燃，还痛殴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前来镇压学生的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许德珩等二十名北京大学学生和初大告(初铭音)等8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北京的学生运动迅速地扩大到全国各地，近百个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随后，工人、商人和市民也加入了运动的行列，军阀政府岌岌可危，被迫于6月10日将曹、章、陆免职，6月28日通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
我祖父于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他在巴黎大学学习社会学并翻译了涂尔干著《社会学方法论》一书，经蔡元培先生推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2月，祖父回国，他到广州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任教，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自1927年4月开始，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迫害进步人士。12月，祖父与祖母劳君展逃到上海，躲在租界中翻纯哗袜译书籍。祖父翻译了马克思著《哲学之贫乏》、布哈林著《唯物史观社会学》和《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拉法格著《家族进化论》等。1929年底，祖父应邀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1931年4、5月间，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责令暨大将其解聘。7月，应北平师范大学徐炳昶校长之邀，祖父到师大历史社会学系任教，后转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虽然离开了师大，但祖父一直与师大的师生一起为民主科学而奋斗。1935年12月9日，北平15所大学的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祖父、祖母与北京大学、北平师大等校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与军警的大刀、木棍和水龙头搏斗，号召全国同胞共同救亡。祖父与北大教授马叙伦、尚仲衣，师大教授杨秀峰等对于发动这场揭开全民救亡运动序幕的一二九运动作出了贡献。随后，各校教授三百余人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1937年的五四纪念会上，在北大、师大反动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等鼓动下，当局支持的伪学联学生殴打了与会的进步学生。
杨秀峰、黄松龄与我祖父等北大、师大教授公开致信于陶希圣，对他们的行径表示愤慨。
1944年，已经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的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西南部发动进攻。
面对凶恶的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投降空气，我祖父、祖母与梁希、褚辅成、黎锦熙、潘菽、税西恒等文教科技界学者在陪都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团结文教科技界人士共同抗日，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这个组织即九三学社。五四运动时与我祖父一同被捕的北京高师学生初大告先生后来回忆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
物理系著名教授郑华炽先生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从北大转到师大任教。郑先生192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后赴奥地利就读于格拉茨工科大学，1934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在奥地利学习期间，郑先生发表的关于拉曼光谱和红外吸收光谱方面的论文受到德国、法国物理学界的重视。1935年回国后，郑先生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桃李满园。1936年在北平，郑先生和吴大猷等教授合作研究苯的同位素的拉曼效应，拍照时间长达100小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在美国化学物理杂志上发表后，受到物理学界的重视。1978年我入师大物理系学习，经常看到75岁高龄的郑先生指导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请他保重身体，他说：“这个‘四人帮’太可恶了，耽误了我们十年的时间。”对于郑先生治学和诲人的精神，各位师长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想向大家介绍的是他做出的另一项成就。
1937年8月，日寇占领了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北平大学等校内迁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郑先生于1938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敌后的昆明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非常紧张。各校带去的仪器和图书很有限，学习条件有多么艰苦，可想而知。郑先生与吴大猷教授设法将实验设备运到昆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北平沦陷后，北大教授、后来成为郑先生岳父的邓以蛰先生患肺病，咳血不止，无法离开北平。看到儿子邓稼先反抗日寇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在学校的一次集会后，他竟将日本国旗撕碎了，邓以蛰十分为儿子的生命安全耽心。为了这个倔强的孩子能平安地读书，他决定让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儿邓仲先带弟弟到敌后的南方去上学。邓以蛰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象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1940年邓仲先与郑华炽在昆明结婚。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受姐夫和王竹溪等教授的指导，受吴有训、周培源诸位教授科学救国、严谨治学精神的影响和西南联大校风的激励，他发奋读书，发誓要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报效祖国。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西南联大的校歌中有这样一段：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二十多年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研制者之一，被誉为“两弹元勋”。这位深得郑华炽教授培养、爱护的内弟、高足即是邓稼先。1953年邓稼先与我的姑姑许鹿希结为伉俪，成为了我的姑父。姑父曾对我说：“他们说我是福将。我是甲子年出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后来，我从报章中了解到，在我国进行的32次核实验中，他曾经15次到现场指挥试验队的工作。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因而被同事们称为福将。其实，在这值得骄傲的成绩后面，有他多少辛勤的汗水，他的身体又受过多少次大剂量的辐射啊！1982年5月，师大在主楼七层会议室举行郑华炽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会。我祖父在会上肯定了郑华炽教授在解放前夕担任北大教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并介绍了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先生给予邓稼先的培养和照顾。由于当时邓稼先的成就和职务尚未解密，所以与会者中理解我祖父讲话意义的人不多。郑华炽与邓稼先的这段故事与生前的邓稼先一样，是鲜为人知的。
1978年我高中毕业并考入北师大物理系学习。得知这个消息，祖父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当教师好，公公教了一辈子书，也在师大教过书。”随后把他在师大教书的前后经过讲给我听。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二十二中学工作。祖父对我说：“当教师好。”并嘱咐我：“当教师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公公就是这样做的，你要向公公学。”1984年秋，我准备到煤炭工业部与美国柏克德公司合资成立的中美国际工程公司工作。祖父得知后对我说：“小弟呀，我觉得还是教书好，脚踏实地。你再想一想。”在我将赴中美国际工程公司设在深圳的总部之前，祖父写了一张条幅送给我：“静、慎、敏、思。进孙座右，祖父临别赠言。”以此教导我遇事冷静、谨慎、机敏、勤于思考。
在母校百龄校庆之际，我谨将前辈们的事迹介绍给各位师长、校友，也算对母校的一点点贡献。愿五四运动燃起的民主科学之火在师大永存不灭，愿前辈们科学救国、为国献身的爱国精神在师大永存不灭，愿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永存不灭。(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