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新四大发明”一同被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还有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称，我国中小学生课内外学习时间“领跑”全球。
这样的“领跑”无法让人高兴，为此忧心忡忡的不仅有教育管理者、学者，还有每一个被课外补习班“裹挟”着停不下脚步的家长。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是第一次。”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说，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是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课外负担重正是教育领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一个真实体现。
一句“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的歌词，让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感慨，孩子们作业做到晚上9点、10点甚至11点，“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到哪儿荡起双桨呢”？
“给中小学生减负”的呼声由来已久，可孩子们的负担似乎“越减越重”。
研究报告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分别是10年前的两倍和3倍。随之带来的是大量青少年儿童睡眠不足，运动时间不够，小眼镜、小胖墩儿增多。
中小学生课外补习成风的话题在各种场合讨论都极易引起共鸣。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在政协小组的发言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注意到，现在的孩子要上“两个学校”，一个是传统的学校，一个是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如此盛行，他觉得“不太正常”。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校外培训机构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无资质办学，出现“奥数班”等超纲教学，与升学挂钩的“占坑班”，还有教师队伍管理混乱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的提案就是关注校外培训乱象，他认为现在到了必须规范的时候。
这一轮向校外培训“开刀”的举措，较以往力度更大，指向也更加清晰。党的十九大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化解好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2020年年初的全国教育工作会明确，将出台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首次清晰地划出了行动方案的路径图和时间表，即治理无资质和有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治理数学语文等学科超纲教、超前学的“应试”行为，治理学校和教师中存在的不良教学行为。
韩平认为解决中小学生校外负担重的问题，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办法。追根溯源，他认为根本问题出在升学通道上，“评价体系单一，还是只看分数”。这个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不了，校外培训班的火爆会始终存在。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基础教育的优质资源不够均衡。“现在人们实现了‘有学上’的期盼，转向要‘上好学’。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能上好的学校。”目前我国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取消选拔性考试，小升初阶段公办学校都直接划片入学，优质民办学校就成了“香饽饽”。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削尖脑袋挤进民办好学校，“比谁分数高，就得不停地去校外补课”。
要解决多年难治的校外补课热，韩平认为得多管齐下。首先，还是要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的、全面的评价学生的方式，让升学通道更加多元，“不只盯着分数”。同时，他也提醒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学校，“非要挤进分数很高的学校，孩子可能跟不上，自信心和自尊心就会受到打击，甚至可能出现逆反等心理问题”。
出现一些“疯狂的培训”与各种培训机构的“忽悠”也有很大关系。韩平提出，现在当务之急要做的，是对社会上这种培训机构进行规范管理。
眼下，各地对培训机构的审核也存在混乱无序的问题，“好几个单位可以审批，有的在工商，有的在民政或文化部门。”他认为应趁着此次机构改革的机会，把监管责任理顺。
同时，一些培训机构与民办学校“暗中通气”、利益捆绑，培训内容与升学挂钩的行为必须严厉杜绝，“这种情况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非常恶劣”。
朱晓进则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队伍混乱问题应重点解决。他建议制定培训机构教师准入标准、建立培训机构教师职称体系。同时应要求培训机构的老师取得行业准入的教师资格证，并建立起这类教师的等级和职称制度，让他们有职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其实校外培训并非‘洪水猛兽’，也不该完全禁止，它的存在对青少年的个性化成长和全面发展也确实有学校以外的补充作用。”韩平建议，在对课外班进行规范监管的同时，学校和家长也不要只关注分数，“孩子有一些对体育、艺术的兴趣和爱好，会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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